按：栗山茂久，1954年生，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哈佛大学罗彻斯特文化史讲座教授。1986年，获得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医学史与科学史。1999年，栗山教授的代表作The Exressiveness of the Body,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ense Medicine(NewYork: ZoneBooks, 1999)，刚一出版，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荣获200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东方医学期刊》（Oriental Medicine Journal）的“卓越成就奖”，先后翻译成中文，希腊文和西班牙文。其中文版书名是《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台北，2001）；《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大陆，2009）。本文作者将其翻译为《人体表象及希腊、中国医学之趋异》。

 

比较研究一直是研究不同文化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通过比较，我们不但对别人的文化而且对自己的文化将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更进一步，我们很可能获得对事物的新见解，重新审视我们思维的方式，而达到认识世界的更高水平。这是栗山茂久在进行希腊与中国古代对人体认识的比较研究时所抱有的学术信念。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体，关于人体的认识是比较医学研究的关键。但人体并不是简单的物体对象，关于人体的概念，人体的活动，手之所触，目之所视，人体自我的表达，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不同文化关于宇宙世界的不同认识，反映出不同文化观察和思考宇宙世界的不同方式。不仅如此，人体在医学研究中兼客体与主体为一身，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体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复杂。不同文化都在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及其认识方式上展现出十分复杂的多样性。因此，栗山氏在其《人体表象及希腊、中国医学之趋异》（老蝉注：中文译本也译为：《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一书中所选择的研究主题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富有学术挑战性。

栗山氏的学术兴趣一直是东西方比较研究。他曾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完成关于希腊与中国脉诊比较的博士论文，此后他还发表过关于中西古代放血术与针灸术的比较研究论文。此书是在他博士论文和发表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在本书的序言中，栗山氏用两幅人体图展示出中国与西方关于人体认识的显著不同。两图一幅采自滑寿的《十四经发挥》（1341年），另一幅采自维萨留斯（Vesalius）的《人体组织》（Fabrica,1543年）。中国人体图的显著特征是经络和针灸穴位，但是没有一点肌肉组织的痕迹；西方人体图的特征正好相反，满是清晰发达的肌肉组织，却没有经络和针灸穴位。同样是熟悉的人体，为什么中、西方的认识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栗山氏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也即全书的三个部分。

首先是关于触摸人体的对象，即脉。东西方医学都重视脉，脉被视作是身体的“语言”，通过触摸脉可以得知身体的状态。然而，西方与中国对这一语言的掌握和理解却大大不同。西方对脉的认识是和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分不开的。古希腊起初脉、搏不分，即对于脉动和由神经引起的人体肌肉搏动不加区分；脉动、悸动、战栗、痉挛被认为是同样性质的身体抖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人体解剖的知识使得脉、搏分开，把脉和心脏、血管动脉联系起来。脉也就等同于由心脏引起的血管动脉的搏动。解剖学认识决定了西方触脉的方式以及在触脉时在意识中形成的关于人体结构的想象。人体结构的想象和触摸人体的感观是互为承启的。

中医关于脉的认识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脉不是简单的解剖学上的血管的搏动，而是血气在周身的流动。所以中医的“脉”不是切在感觉血管的涨动，而是在触摸血气的流动。而且脉不仅仅是和心脏相连，还是和所有的五脏六腑相连。因此，不同位置的脉就提供关于人体不同部位的信息。切脉把手腕分在寸、关、尺三个位置，又分沉、浮，这样左右手共有十二个位置，代表全身十二脉。表面看来是一样的手腕触脉，在西方是在触摸全身一律的心脉（the pulse），而在中国则是在触摸反映人体不同部位信息的众多的脉（pulses）。

当今西方医学已经不太重视脉，而在中医中，切脉依然在广泛使用，这又是为什么呢？栗山氏从认识论和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解释。

首先，西方科学讲究研究对象及其描述的具体清晰，如果某个对象“不可言传，只可意会”，那就很难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对象必须要能用语言直接描述，比喻描述是不够的，因为受主观的影响太大。

盖伦特别强调直接描述，然而他在描述脉象时只好用“如蚁爬”“如虫蠕”之类的比喻。这使得脉学在西方医学传统中难以发展。中医在描述脉象时使用很多意义含糊的比喻性的语言，如滑脉“流利展转替替然”之类，但这并不影响中医脉学的发展。语言意义不明确是语言的问题，而不是脉本身的问题。医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慢慢体会脉学经典的描述。

其次，希腊解剖医学把脉归结为血管的搏动，形容脉只能用“大”、“小”之类的词汇。中医认为脉是流动的东西，所以有“滑”、“涩”之类的描述。但西方特别注意脉搏动的节律，与音乐节奏相类比，这可以说是现代心电图术的前身。

再者，从认识论上讲，西方试图把脉理解为具体的、客观的、不受主观影响的对象。而在中国，脉是要通过人去感觉的，对脉的认识是主体与客体相接触的过程。所以中医对脉象的描述常常是对手指下触摸脉的感觉以及切脉者的想象的描述。也就是说，中医描述的是脉象”而不是，“脉”。真正的“脉”是不可名传的，就象《道德经》里的“道”。“脉象”就必然包括主体的感觉和想象，而这正是西方认识论传统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栗山氏关于脉的结论是：

人体认识的不同造成西医“触脉”与中医“切脉”的不同；脉的表象和描述脉象的语言也因此不同。

其次是关于对人体视觉的认识。栗山氏把西医对人体肌肉组织的认识与中医的望诊相比较。回顾西方的人体图，人体肌肉特征十分明显，这说明西方特别重视对人体肌肉的认识。中国及其它文化都很少注意人体肌肉，而且人体肌肉本来也不是象西方人体图上所夸张表现的那样清晰可视（作者以在夏日沙滩对人体的观察为佐证）。因此栗山氏认为，不太注意肌肉才是正常，过分注意肌肉才是不正常；西方注重人体肌肉的原因值得探讨。

毫无疑问，西方对肌肉组织的认识同人体解剖有关。但是，人体解剖也不是西方所特有，中国古代有之，古巴比伦有之，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也有之。所有这些文化都没有产生西方这样对肌肉的认识。原因是这些文化进行人体解剖的目的主要为了脏卜，缺乏西方那种通过解剖探究造物主如何创造人体的认识欲。

在西方，肌肉被认为是代表了人体的本体特征（identity）。这在西方美术思想中体现出来。早在解剖学发达之前，西方美术中的人体图就肌肉发达，节级分明。尽管对肌肉的描述并不准确，但肌肉发达的人体被认为是美的。肌肉清晰与否是区分“活的与死的、成熟的与不定形的、个体与无特征的群体、坚强勇敢者与柔弱胆怯者、欧洲人与亚洲人、男性与女性”的标志。西方还认识到肌肉的运动是自主的运动，由大脑来控制，因此认为肌肉代表人的主体意识。西方文化强调个性，在人体认识上正好通过肌肉来表现。与肌肉运动相对，脉动不是自主的运动，不代表个性，因而逐渐被忽视。

中医的望诊也特别注重观察人体，但观察的对象不是肌肉。栗山氏指出，中医所观察的是人体的“色”。通过观望而诊断疾病的医生是“神医”。神，比通过望、闻、问、切来诊断疾病都来得高明。中医认为，通过对人体表面“色”的观察，就可以知道人体内部的状态。但“色”是什么？“色”当然首先是指肤色；《黄帝内经》中有很多关于肤色和疾病关系的描述。“色”也指人的脸部表情，如“勃然作色”大惊失色”之“色”。“色”在中国古代具有权力象征意义，如不同部落文化崇尚不同颜色。佛教思想传人中国后，“色”也乏指世界的一切表象，与真正的存在“空”相对。《素问》则把人体之“色”比作植物之花，所谓“色者．气之花也。”再者，“色”也是“美色”之色。通过对“色”的意义的罗列分析，栗山氏认为，中国对“色”的注重，如同西方对肌肉的重视，是超越医学治疗本身的目的的，是和人们认识人体乃至宇宙的哲学认识论紧密相关的。

在西方，如培根所言，要通过拆毁对象以“打”出真理来，如人体解剖之所为。中国则不然，人体作为观察对象是活的机体，不能为了研究而毁坏它。通过解剖而获得的有关肌肉的知识是关于尸体的知识，而不是关于活的人体的知识。人体的“色”才是人体内在生命力的表象。和脉一样，“色”不仅仅是“观看的客观对象，同时也是主体主观想象的对象”。

在详细比较中西方触摸人体、观察人体的不同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人体的不同认识之后，栗山氏认为这还不足以解释西方注重人体肌肉而中国注重肤色这个重要差别。要对此问题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必要探讨人体的自我存在本身（the body's self）。作者在全书的第三部分进一步探讨，触摸人体、观察人体的不同方式是如何与人体存在的方式相联系的。血液与气息是人体生命赖以存在的基本物质，中西方在这一点上认识是相同的。然而，正是在从这些相同的基本认识出发，中西方医学发展的历史却不断趋异。

关于血液与人体的关系，作者主要是通过对中、西方放血治疗的历史考察来进行理解。血在中西方都被认为是生命的精华。然而，为了保持血液的最佳活力，西医采取放血术以除去多余的血。放血是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这种情况从古代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甚至到十九世纪中叶。

在中国，放血在古代曾经也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方法，《内经》中多有论述，但是在《难经》出现之后就基本上不再被医家采用。栗山氏认为，放血术与针灸术在早期可能是相通的。早期希腊医生切开不同部位的静脉以治疗不同的病痛。这种强调放血部位的局部放血术类似于中国的针灸术。但是在盖伦之后，放血部位在放血术中不再受到重视；放血主要是为了对付多血症。而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中医不担心多血症，但局部放血术使用的放血部位演变为针灸的穴位系统。

关于疾病的起因，希腊与中国都强调身体内在状态的重要性。西医认为血液过多就会引起腐烂，所以要去掉多余的血。中医认为人体生病是因血气营卫减弱，导致外部风寒乘虚而入，所以要通过针灸刺激调动血气活力。

最后，栗山氏讨论人体在其外部环境中的存在。希腊医学与中国医学都认为人体存在于“风”或“气”的环境之中。在《风、水、地理》中，希波克拉底认为风塑造人体形状，形成人的性格与欲望，渗透于整个人体自我之中。中医则认为风为百病之长，风为导致身体变化的外部力量。在中西方，人体都是通过经历风造成的人体变化才体会到自我的存在。外在之“风”与人体内在之“气”相交感，人体内在的生命得以维持。希腊医学称内在生命之气为元气（pneuma）,元气是和血分开的。西方解剖学试图区分元气和血液流动的不同途径。中医认为生命的气息即为气，气与血无法分开。针灸的目的是调控气。气通过“穴”达到体内生命之气与体外宇宙之气的平衡。简而言之，栗山氏在此书的主要论点是：

（1）关于人体的不同认识取决于人们利用感观的不同方式；

（2）触摸人体、观察人体的方式是和人们关于人体自我存在的认识紧密相关的。

栗山氏的论证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哲学的和认识论的。他强调，对于同一对象，不同文化观察和认识的方式是多元的，因而获得的理解也是多元的。被观察的客体从来也不会离开观察的主体而存在，因此要比较不同文化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就必须对不同文化对其认识的过程进行认识论的分析。

栗山氏通过对中西方关于人体概念及对其认知过程的分析，使中西医学关于人体认识的差异显得非常明显易懂。两者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植于不同认识论传统之中的。用这种哲学的方法比较分析中西方科学的历史，可以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路。

首先，关于一些基本概念和认识，分析其认识过程使得我们能够在历史的、认识论的语境中对这些概念获得较全面准确的理解。

其次，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栗山氏的方法启示我们不能总是把西方科学作为标准来度量中国科学的发展，重要的是要揭示认识体系的内在统一性。比较的目的是要使这种统一性更加明显，揭示文化的多元性。栗山氏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历史学的。他认为，中西医学认识的不同不是天生如此的，而是从许多类似的认识出发，经历了历史的趋异。因此，他的研究是历史学的，特别是医学史的。书中包括许多对中西方医学经典的精辟的认识，也提出了如上文所述关于中西方人体医学认识等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当然，栗山氏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并不全是具有说服力的。例如，关于中西触脉的不同，栗山氏过分强调语言表达不同。其实直接的语言和比喻的语言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可以这样说，所有语言都是比喻，关键要看某一知识体系中，什么被认为是比喻，什么不被认为是比喻。因此，以语言表达的不同来说明中西对脉象认识的不同不是特别有说服力。

事实上，中医把不同位置的脉象与人体各部脏腑相联系，反映了中国古代以人体为有机的“小宇宙”体系的观念。从理论上来说，人体任何一部分都“全息”反映人体整体。这也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总的宇宙观的反映。再如，关于“肌肉人体”与“针灸人体”的对比，栗山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西方解剖、触脉、及“肌肉人体”内在一致的关系，但对于中医“针灸人体”，作者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作者把中医人体的“色”与西方人体的“肉”相对应，似乎并没有揭示“针灸人体”的关键。作者指出针灸与放血术有关，这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放血术为什么演变为针灸术，作者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针灸人体”穴位体系的形成，实际上还是同人体是“小宇宙”体系的认识有关。

人体表面可比作是天体表面，穴位可比作是星星、北极、分至点等等，经络可比作天体运动轨迹。经络、穴位形成人体的信息网。针灸只需刺激这个网络即可达到对人体全身的调节。栗山氏在书中对中医关于人体的总体观没有足够的认识，从而过分强调人体不同表象的相对性。

最后，作者关于切脉的讨论全是依据经典文献，即从文本到文本。这种本来是基于经验感觉的认识，对有必要考察古代医家在具体实践中使用的情况，即做一些社会学角度的考察。这些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些局限，但所有这些都不至于贬低本书较高的学术水平。可以预期，栗山氏的研究成果必将启发更多、更深入的关于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