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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健康服务可及性的世界医学会声明
作者:李庆功 2019-08-24 [医疗] [医疗资讯]

关于健康服务可及性的世界医学会声明

WMA STATEMENT ON ACCESS TO HEALTH CARE

第40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奥地利维也纳,1988年9月

第57届世界医学大会修订,南非匹兰斯堡,2006年10月

第68届世界医学大会修订,美国芝加哥,2017年10月

 

 

译者:李庆功_RN_MHS_CPHRM

前言

1. 健康既不单是没有疾病也不只是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兴盛状态,健康还包括身体、社会和精神不幸困境的个人适应能力。健康遭致许多因素冲击,尤其包括健康服务可及性和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恢复健康,同样多维而复杂。社会有义务使其全体成员均能获致令人满意的健康服务,且不论个人和家庭的支付能力如何。

2. 健康服务专业人员经常困扰于民众不能就医和健康不平等,同时有责任会同地方、区域和国家政府合作,贡献专业知识以确保政府理解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并将减少健康不平等致发因素整合纳入公共政策。其中,卫生政策宜当提出健康不平等的消除方法。

3. 健康服务可及性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可以缓解不利、弊害或困逆的社会及其它条件造成健康不良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后果。健康服务可及性也是多维而复杂,受制于健康服务的人力资源、教育和训练、筹资、交通、地理可及性、选择自由度、公众教育、品质保证和技术等因素。

指南

健康服务工作人员

4. 提供健康服务,主要取决于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服务工作者可及性。他们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不仅应当强调社会医学胜任能力,而且应当强调能够理解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结果。

随着人口统计数据差异,绝大多数国家的健康服务工作者分布差异很大;社群老龄化对未来之年构成巨大挑战。健康服务工作者全球分布不均。虽然各国都教育和训练健康服务工作者,但是,他们全球流动——尤从较不发达国家到较发达国家,正在导致健康服务工作者持续短缺。研定健康服务工作者招聘伦理守则(且适用于商业招聘机构)有助于减少不适当的健康服务工作者国际招聘活动。

5. 研定不同健康服务工作者在不同临床情境满足民众需要的最佳组合。解决各国内部的健康服务工作者分布失当问题,须设法吸引他们服务于农村、偏远或其它地区,至少执业生涯某阶段如此。探索缺医地区健康服务工作趣味化新概念;不得使用惩罚和强制性招聘方法。招录希望返乡的学生可能有助于缓解健康服务工作者分布失当问题。

教育和训练

6. 健康服务工作者初始教育和训练必须适当、可及且质优。这导致教育和训练成本高昂且由原籍国承担。他们出国继续接受二次教育和训练,包括更高水平的医生专业化教育和专科化训练;进而,他们挣更多钱汇寄回家以支持亲人和社区。

7. 虽然改良的雄心可以理解,但是,增留健康服务工作者的努力应当兼同考虑鼓励他们返回祖国,利用新技能和新知识以增进健康服务可及性。

8. 各国不应积极从其他国家招募人员,即使被动这样做亦应根据伦理标准和关于健康服务工作者国际移民伦理指南的世界医学会声明进行招募。

筹资

9. 健康服务可及性攸关全民福祉。根据资源、健康和社会优先事物以及健康需求,各国决定健康服务的筹资策略。各国应该研发制定收入制度,减少健康服务依赖于自付和私营医疗保险,以免增加不同人群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10. 没有单一的筹资制度完美适用任何国家,确切平衡需本地决定。政府在筹资制度的决策过程中必须理解健康服务的基本性质,必须理解根据临床需要而非支付能力的健康服务人人可及的绝对要求,必须理解资金恐惧可以限制健康服务可及性。健康服务资格不能确保健康服务可及性,尤其医疗共付计划若不包括金源最少的那些人。

11. 提供全民覆盖的健康服务需要各种创新方法,包括建立可能胜任健康服务特殊要素的私营提供者和商业实体伙伴关系。为此,各国必须确保既不限制最富裕人群的专科化健康服务,也不将其视为私营健康服务模式的一种优先选项。

12. 根据健康服务效能与安全的最佳科学数据,作出基于客观信息的健康服务要素可及限制决定。此须公开辩论及接受相关概念,避免歧视任何老年或弱势群体。

13. 公众应能获知明确信息,从而了解怎样获得什么健康服务资源。应当建立具体流程,从而确保贫困或不识字绝不成为获致健康服务障碍。

脆弱和就医困难

14. 各国都有人群难以获知健康服务信息,以至于多在病程后期才就医。

15. 应当采用各种方法,确保就医困难者知道健康服务可及且无需直接支付成本,包括设法减少恐惧及其它各种障碍。

16. 至于学习或感官障碍等特定脆弱人群,解决方案应当包括识别和帮助他们。

17. 健康服务工作者有责任提供没有任何形式的不公平歧视的健康服务。

运送患者

18. 健康服务设施应当处在容易到达的地理位置。这可能意味着争取当地交通运输供应商合作,确保正式和非正式的公共交通路线经过健康服务设施。还要考虑通过主动运送方法以使健康服务设施更易达至。尤在农村和偏远地区,患者可能需要长途跋涉。

19. 要为需要转至二级和专科医疗的患者提供交通服务。需要帮助获致基本健康服务的人们也该得到这种支持。孤立隔绝的农村患者应能获得运送交通服务,以便获致都市医疗中心才能提供某水平的健康服务。有时,远程医疗可以替代患者运送。

地理可及

20. 其他健康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援助,包括传统接生员;故需合作。他们应被纳入卫生系统并予以培训,协助提供安全有效的健康服务,必要时转介患者。当然,这不意味着卫生系统扩展提供或资助非证据本位的健康服务,包括补充疗法。

自由选择

21. 健康服务提供者的选择自由以及治疗选项都是卫生系统的基本要素。民众需能理解治疗选项,并享有健康服务提供者的选择自由。

22. 自由选择医生的障碍可能在于获得金源、个人怎样理解选择就医、地理文化或其它因素。获知就医选项信息,攸关患者能否做出适当选择。

23. 卫生当局应当确保人人知道如何就医,设法确保人们能够获知有关不同健康服务提供者可及性的客观信息。

24. 个人一旦就医,就应当有机会考虑各种开放的临床选项;获知系统化可及的信息资源是支持就医选择的基本要素。

公众教育

25. 普通教育是一种健康决定因素;通常,一个人受教育越好则健康状况越好。当健康状况不佳时,先前教育可能成为就医速度的决定因素。另外,先前教育有助于个人适当选择已经得知的临床选项。

26. 关于健康问题的特异教育,可作为生活方式计划的一种重要辅助机制。例如,虽然教育未必能够阻止人们吸烟、吸毒或酗酒,却总能帮助做出风险行为决定。

27. 关于健康知识或健康素养的一般教育有助于患者在不同治疗方案中作出选择并遵守或配合实施治疗计划,亦可改善自理和自我转诊适当性。

28. 应当筹建教育项目,帮助民众就个人健康做出明智选择,以及适当自我照顾和利用专业的健康服务。此类教育项目应当包括现代医学背景的各种治疗选项成本效益,利用专业的健康服务进行疾病的早期发现、治疗或预防,预防疾病的个人责任以及有效使用卫生系统。在适当情况下,医生应当积极参与这些教育努力;同时,必须足够的资源以使他们能够致力于这些教育。

29. 公共教育可以协助各国政府增进公共健康的社会理解。这涉及烟草征税、禁止某些产品的人类消费以及因由健康关切而限制个人自由。每逢政府强行立法或其它监管机制,必须开展公共教育和解释运动,以获致广大民众的理解和自愿遵守。

品质保证

30. 品质保证机制应当成为每一个健康服务提供系统的一组成部分。医生分担其责以确保健康服务品质,绝不允许考量其它因素而危及健康服务品质。

技术

31. 医疗技术之于提供健康服务,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鉴于需要特定的后勤服务且包括熟练技师和充要设施,购买医疗技术的资本价格很高。先进医疗技术不是所有地区均可及用,必须妥善规划以确保惠及任何需要的患者。

异常情况

32. 在特殊情况下,包括武装冲突和地震等重大自然事件,医生承担特定责任以确保决策者保护健康服务可及性,尤其那些最脆弱和最不能安全转移的人们。

建言

33. 健康社会决定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健康,而且极大影响健康服务可及性。医生应当会同政府合作,确保针对健康社会决定因素采取有效措施。

34. 健康服务可及性需要系统化考量以确保适当条件具备:

34.1. 拥有一个确当、全民覆盖、团结和公平的卫生系统;而且,其中设施资源充足、各地可及并为社区卫生中心及其专业人员提供充足且可持续的资金,根据患者健康需要而不是根据支付能力提供健康服务。

34.2. 患者选择应当包括寻求何种设施的健康服务。

34.3. 获知充要信息,攸关每一个人做出选择并与健康服务提供者合作。

34.4. 教育既是健康社会决定因素也是配合健康服务提供的关键因素,通过可获得的健康服务支持而促进负责任的自我照顾。

34.5. 健康服务专业人员应能自由流动于世界各地,特别是为获得教育和专业机会。这种流动不得损害资源可用性,尤其资源贫乏的国家。

34.6. 必须为工作在过度拥挤或缺医地区的医生提供透明和有效的伦理准则。

34.7. 提供健康服务必需各级政府行动并与公众合作,确保人们理解健康服务的效益并能获致这种健康服务。

34.8. 医生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健康服务规划具有临床意义、与服务对象人群沟通良好以及不因资源不足、规划不善或其它系统缺陷而将患者置于危险境遇。

34.9. 医生掌握卫生系统知识,经由个人或医学会作为代表履行关于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和健康服务可及性的社会自觉职责。

34.10. 医学会与其医生成员合作,促进公平支持民众需要的卫生系统可及性。

基锐医改:无论世界医学会的政策宣言还是政策声明,均可作为中国大陆内地的医改成功与失败的评价准则。同时,我要强调中国大陆内地医改切忌一味地摸石头过河。无论世界卫生组织(WHO)还是世界医学会(WMA),早就为我们的“医改过河”铺设了无数坐的证据本位的专业化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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