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文化形成

孙思邈在《大医习业》中强调“大医”要读经典、学典范、通医道，在《大医精诚》中强调“大医”要救苍生、心意诚、医术精。他还在自序中提到，伏羲立庖厨、神农尝百草、黄帝制九针等三皇时期医学大梦先觉者，尤其黄帝时期与岐伯、雷公等“详究义理，以为经论，故后世可得依而畅焉”，并列举了“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等堪称“大医”代言者。

孙氏如此多维度对“大医”进行阐述，及至药王孙思邈本人，以及后世药圣李时珍等，这些历代医药大家的客观存在，与其在医药学上的显著贡献，使得“大医”形象明朗化。

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提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提到“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于后。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汉有仓公。”

唐·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注·序》也提到“命世奇杰，时时间出焉。则周有秦公，汉有淳于公，魏有张公、华公，皆得斯妙道者也。”

《新修本草·序》也提到“岐、和、彭、缓，腾绝轨于前；李、华、张、吴，振英声于后”。

由此可见，在孙思邈之前历史上各阶段的“大医”客观存在的事实，且历代以来已对其形成共识。这使孙思邈理想化医者人格“大医”概念得以具象化呈现，而且这个概念被后世医者广泛使用，影响深远。由此在无数后世医家对医者理想化人格共识的历史积淀基础上形成了“大医”文化共识，助推了“大医”文化的形成。

“大医”素养标识

“大医”文化普及需要形象化展示，孙思邈形象与《大医精诚》《大医习业》不仅仅是印在书籍文献的字迹，更可以刻在雕塑、石刻上形象展示。将“大医”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深度融合，形成“仁医”“相医”“时医”“正医”“和医”“美医”六个具象化的“大医”标准，并结合中药特性，进行专业化表述与标识化展示。

此外，历代大医代表人物也有特定的中医药文化标识意义，如“四诊合参”的创始者——神医扁鹊；如辨证论治思维体系创立者——医圣张仲景；如医德典范——药王孙思邈；本草纲目记载中药1892味——药圣李时珍等等，均是做人格局大、做事贡献大的真实写照。将这些文化标识运用于基层中医院的文化建设将有助于营造浓厚的“大医”精神文化氛围。

“大医”文化氛围

在基层中医院文化建设中，营造浓厚的“大医”精神文化氛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以下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其一是环境布置，医院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环境布置来营造大医精神的文化氛围。在医院的走廊、诊室、病房等区域，可以悬挂古代名医的画像、名言警句，展示中医药文化的历史和传承。同时，可以设置文化墙，展示医院的发展历程、医护人员的风采以及患者的感谢信等，增强医护人员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其二是宣传推广，利用医院的宣传栏、电子显示屏、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广泛宣传“大医”精神的内涵和重要性。可以发布有关大医精神的文章、故事、案例等，让医护人员和患者都能了解和感受到“大医”精神的魅力。

其三是文化活动，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大医”精神主题活动，如“大医”文化讲座、义诊活动、中医药知识竞赛、文艺表演等。这些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医护人员的业余生活，还可以增强他们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也能向社会公众传播中医药文化。

其四是与社会互动，积极与社会各界互动，开展名医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活动，传播中医药文化知识，提高社会对中医药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彰显苍生大医的文化内涵。同时，可以与其他医疗机构、学术团体等开展合作交流，共同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通过以上多种方式的综合运用，可以营造出浓厚的大医精神文化氛围，让医护人员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大医”精神的熏陶和感染，从而更好地践行大医精神，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同时，也能让患者和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医药文化，促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最终达到“教育引导其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之目的。■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版，作者：洪蕾 杨艳梅 宗晓琴 李全鑫 重庆中医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