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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信息泛滥, 让所有人深感焦躁不安
作者:时占祥来源:全球医生组织 2020-02-17 [医疗] [医疗资讯]
所有人都害怕威胁生命的传染性疾病。最近爆发的Covid-19病毒疫情仅仅是众多引发全球恐慌的传染病之一。客观讲,并非所有传染病都很恐怖,只要预防得当仍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过度担忧害怕和恐慌反而带来严重后果,包括精神和身体双重打击。回历史,作为甲类传染病的鼠疫也并非每次爆发都带来灾难性后果。盖茨说"全球艾滋病感染者3800万人,95%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三分之一的病人未获得有效治疗。我们应当客观看待眼下疫情,是时候振作起来,开始正常生活和工作了。

各类媒体和大多数人每天关注确诊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疫情发展至今,超过6万多确诊病例和上千人死亡,应可以判断易感人群或高风险人群

所有医护人员和照护患者的家属是高风险人群,应当特别关注和保护。

 

新冠病毒疫情从最初在武汉爆发,随后蔓延至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病例的国家名单仍在持续变化。

新冠病毒传染病只是众多引发全球恐慌的传染病之一,此前包括SARS、MERS、寨卡和埃博拉等也都引起全球性恐慌。更为普遍的季节性流感传染病早已让人们习以为常了。

毋庸置疑,人人都对威胁生命的传染病感到害怕,甚至联想过去瘟疫吞噬人类的画面,但并非所有传染病都很恐怖。过度担忧历史重演,产生不必要的恐慌,可能会带来更严重后果

 

大流行重塑社会体系

通常对传染病大流行的印象是我们回顾历史瘟疫的恐惧,比如源自中世纪的黑死病或鼠疫。

从1346年至1351年,鼠疫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近一半欧洲人口在大流行中丧生。一些历史学家估计死亡人数在7500万至2亿之间。

那次瘟疫大流行引发了社会巨大变化,包括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及文学和艺术体系重塑等。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持续更长时间,在欧洲大陆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中东地区持续到19世纪。

进入20世纪后,鼠疫成为科学家理解传染病爆发并导致大量死亡的标准模型。对于历史学家、一般民众,甚至各界学者而言,鼠疫/黑死病是瘟疫大流行和高死亡率传染病的代名词

 

把传染病想象成鼠疫是认知错误

应对传染性疾病大流行,应当强调现代医学和监测预防技术的优势,人们不会让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重演。将传染病想象成黑死病一样的结局,这是人们的认知错误。

以查士丁尼瘟疫为例(发生在约公元541-750年):这是一次较早的鼠疫大流行。进入21世纪以来,仍有部分学者根据黑死病模型诠释传染病大流行理论,推测未来类似灾难性传染病的致死率。

更多研究数据显示:所谓查士丁尼瘟疫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证据不足。那个时期一些知名作家对鼠疫有些描述,但在一些历史文档仅仅是简要提及了疫情爆发情形。

大多数报道佐证“很难将那次鼠疫定义为灾难性疫情,相反更像流感大爆发。”

最近一篇关于该主题的研究对坟墓、古代DNA、花粉和铭文等数据信息进行了研究。原以为在这些信息中应找到描述那次疫区之后,地中海半数人口死亡造成的巨大变化。但是几乎找不到证据表述查士丁尼瘟疫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如果大批人突然死亡,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篆刻墓碑或埋葬他们,也不会有资金建造新墓地;在碑文上面写谁建造等。根据少数著名史学资料记录,作为此次鼠疫疫源地的叙利亚,该时期的碑文数量在鼠疫爆发前后保持基本稳定。

几十年后,当一场波斯侵略叙利亚的政治灾难爆发时,碑文的数量瞬间骤减几乎为零,表明社会的生活模式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与之类似情形是,研究人员对湖床沉积物中采集的花粉进行了检测,也可以间接了解土地利用和农作信息。

检测结果发现农作活动并没有突然减少,对于约95%从事农耕人口的地区,如果一半人口死于鼠疫大流行,可以预测会对农业产生巨大冲击。

综上所述,所谓查士丁尼瘟疫引发了大量人口死亡的观点缺乏物证依据。疫情确实发生在地中海,但并没有影响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和作息。

 

很显然,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会以各种文学或历史形式留下痕迹,但不会是大量人口死亡。

也就是说,疫情确实发生了,但并没造成超常规人口死亡。相比较疫情,虚假信息可能让历史学家困惑不已。

 

 

 

疫情本身不可怕,错误认知更可怕

如果仅仅是因为查士丁尼大瘟疫和鼠疫是同一种细菌所引起的疫情,就推测它的风险和影响与黑死病/鼠疫一样,可能是不负责任的推论,甚至会造成社会民众的恐慌。

如果希望强调疫情的假设危险性,事实上,历史各个时期由于传染病造成的人口死亡人数远远比人类战争少得多。

看来可怕的不是瘟疫本身,是我们的错误认知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媒体、电影娱乐界、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开始热衷以一种时髦文化为代表,描写人类疾病大流行的“疫情叙述”,比如1995年好莱坞影片《疫情》。

当然,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不管是发布新闻、筹集资金或识别新潜在生物防恐安全威胁。

最终形成了一个负面反馈:强调传染性疾病潜在危险,引发更多研究和媒体对假象烈性传染病的关注,类似这样主题的确吸引了很多资金投入。

我们也默认了这种叙述模式,以至于每次疫情出现,我们都把它当作“电影剧本”那样自导自演,无法区分真实世界或虚构假象

更多情形是一旦传染疾病病原体被鉴定并公之于众,一个新名字将成为社会所有生活的“聚焦点”和媒体话题。

各国政府向民众保证一切是安全和可控的,直到疫情消失。与此同时,持不同意见者总会振振有词,批评政府没做好充分准备,指责民众缺乏素养等等。

各类媒体会穷追不舍挖掘病原体的来源和身份,追踪和臆想传播途径,实时报道感染和死亡人数。唯有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与疫情作殊死斗争,挽救生命,最终遏制传染病的大流行。

 

如果把抗击疫情比做战争,还是应当为战士们准备好坚实“掩体壕沟”,让他们不至于无畏地牺牲而且凯旋归来

 

最后,评估每种传染病的影响,应依据它实际造成了什么影响和损失,而非主观认为它应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担心它可能造成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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