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第三次赴荷兰讲学。邀请我的仍是董志林先生，他的神州医庐已扩展成神州医药中心，旗下有一所业余大学、两个诊所、一个集中医药书籍、针灸器械之大成的超市和大型中药批发部。我的任务是给高级针灸进修班学员讲课，同时在他的两个诊所轮流带教应诊。此时，针灸治疗在荷兰已纳入医疗保险，但必须是该国的执业医生签署后才能生效。所以他在每一诊所都请了一位会针灸的荷籍医生。

他告诉我，阿姆斯特丹诊所的沙亨达拉医生，毕业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医学院，又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进修过针灸，精通荷、英及印地语，还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他的针灸病人很多，每天30名左右，总是约得满满的。因此他自视甚高，前面几任中国来的专家都跟他难以合作，有的还悻悻而走。董先生希望我尽可能和他搞好关系。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10分钟来到诊所，只见一个秃头微胖，长着和我们同样的脸的中年医生已正襟危坐在诊断桌前。他可能猜出我是谁，不等我说话，就伸出右手，用广东普通话自我介绍：“沙亨达拉。”接下来，他告诉我，今天他约了两名病人，是专门请我诊治的。我心想真是来者不善，好家伙，这明明是给我一个下马威！

第一位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人，他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直挺挺地躺在诊疗床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是一家精神病院的男护士，患抑郁症，有十多年失眠的病史。各种西药都试过，效果不大。沙亨达拉针灸了五次，也没有解决问题。本来已经不打算坚持下去了，今天是特地约来让我治疗的。介绍完毕，沙亨达拉一声不吭地站在一边。我仔细阅读了沙亨达拉的治疗记录，发现他确实下了功夫，几乎所有与神志有关的穴位都已选用，一次用穴达20多对，怪不得病人脱得赤条条的。我思考了一下，让病人盖上毯子，只在印堂和百会二穴各进了一针，通以电针，用连续波，给予弱刺激，留针30分钟。沙亨达拉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最后，不以为意地摇摇头，意思是说：取穴这么少，行吗？我看出他的心思，故意用英文对他也是对病人说：“我想，治疗这个病我是有把握的。因为我治过不少类似的病人。”沙亨达拉的疑惑并没有消失，但病人的脸开始由阴转晴。等我取针时，病人已发出轻轻的鼾声。

第二个病人，是一位从印度尼西亚退役的老军人，身材高大，留一圈修剪得十分齐整的银白色络腮胡。他已经有十多年冠心病的历史，近两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心绞痛发作十分频繁，有时到门前去取一封信，走得稍急一点，也会诱发心绞痛。他不愿做搭桥手术，因为在印度尼西亚有过针灸的经历，所以希望针灸能帮助他。

沙亨达拉治过三次，效果不明显。这次是他主动提出请中国来的医生治的。冠心病的针灸治疗，国内已有较为成熟的方案，我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可以说胸有成竹。便嘱患者取侧卧位，在心俞、厥阴俞，以28号2寸毫针，从两穴旁开0.5寸处进针，往脊椎方向斜刺入1.6寸左右。沙亨达拉大惊，他轻轻拉拉我的衣袖，我知道他是怕我背部进针太深，出问题。我告诉他，只要掌握进针方向，深刺也是安全的。我用徐入徐出的导气法，患者感到有一股酸麻之感直达前胸。略作提插后取针。请患者仰卧，针内关穴，针尖向上斜刺，以提插结合小幅度捻转之法，使针感向上放射；足三里，直刺，至有明显得气感。均留针30分钟。针毕，老军人自觉胸中有明显的舒畅之感。

隔了两天，我再次来到阿姆斯特丹门诊部时，沙亨达拉正埋头翻一本厚厚的英文针灸书。一见到我，立即站起来，露出真诚的笑容。他告诉我，两位病人经针灸治疗后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位已连续两个晚上都熟睡了5～6小时，而且情绪大为好转；另一位，两天中，心绞痛发作的频次明显减少。但令他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我取穴不多，而效果明显，有的取法还找不到依据。为此，他也翻了不少书，并未找到答案。我为他的坦率所感动，趁治疗的间隙，十分详尽地给他讲解了组方取穴的理由和中医因人因病辨证施治的特点，特别强调用穴宜精宜少，应重视针刺方向、深度和手法。听得他不住点头。他最后感叹道：听您这么一说，针灸真是博大精深啊。

经过两个疗程的治疗，备受失眠之苦的那位男护士，每晚可睡6～7小时；而老军人的心绞痛从第一疗程结束后再未发作，他特地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T波也有明显改善。

我和沙亨达拉也成了好朋友，他祖籍中国广东汕头，曾祖一辈移居至印度尼西亚，他18岁负笈荷兰。他的太太也是华裔。他始终没有忘记中国这个根，作为一个医生，他对源自中国的针灸情有独钟，他宁可放弃作为专科医师的高额收入，在一个中国人开的诊所里打工。他说，他佩服我的技术，但更佩服我的开诚布公，一点不保守。我每治疗一个病人，他都捧着一个大本子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我呢，也为他的真诚与坦率、为他的好学和敬业而深深感受动。一有空隙，我们就一起切磋针灸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