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光荣

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他将中和之道融入中医体系的骨髓与血脉之中，形成了“中和辨证—中和组方—中和用药”的中和学术思想，以“祛邪—扶正”之法致中和、达正安，最终实现“上静—中和—下畅”的诊疗境界。

如果将学习中医的过程比作雕刻作品，塑形与造魂无疑是关键环节。以方药、理法、技艺塑其形，构筑学术思想的骨架；以医者仁心的精诚品格赋其魂。而“中和”思想，正是融汇于形魂之间的精神血脉，铸就了一代大家的思维范式与医者气象。

 

 

找到思维塑形的材料

从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中凝练“中和”

 

在孙光荣看来，“塑”重在筑基塑形，即框架的搭建。塑造中医思维，首要便是回归中医经典源头。坚持“理论求诸典”，深耕《黄帝内经》《难经》，读懂“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石；深耕《伤寒论》《金匮要略》，读懂温病学构建的诊疗范式；深耕《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了解对药物的系统梳理。

而“造”贵在淬炼升华，是实践中的打磨再造。孙光荣提出“理论求诸典，经验求诸师，专长求诸野，特技求诸新”，正是“造”的实现路径。思维不能只停留于书本，必须走进临床反复历练。面对纷繁复杂的病症，以“调气血，平升降，衡出入”为纲领，运用六步辨治程式逐层剖析病机，在一次次问诊、辨证、组方中修正固有认知。

孙光荣的幼年经历，恰为其中医思维的塑造奠定根基。其一，国学经典铸就思维骨架。孙光荣表示，只有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人，才能成为中医之大家。他自幼在严父督导下谙熟经史子集，使其日后研读《黄帝内经》时，能跨越文字障碍，直接与古圣先贤的意象逻辑对话。其二，家学师承根植学术底色。父亲孙佛生私淑丹溪学派，治学严谨，重格物致知。其三，博学视野孕育大家气象。幼年积淀的深厚文史功底，使他成年后深刻认知到，中医理论是涵盖中国古代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及传统文史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体系。

“中华传统哲学思想包括三才、变易、中和、意象等，在中国的社会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学乃至兵学、农学、医药学、建筑学、星相学、堪舆学之中，都是一以贯之的。其中，中医药学更全面、更系统、更鲜明地汇聚了中华文化的元素，尤为彰显中和的文化特征。”孙光荣深刻认识到，唯有深植传统文化沃土，中医思维方能超越方药层面，升华为具有哲学高度的生命科学。

 

 

锻造思维程序的链条

从求解思维到上升思维再到决断思维

 

孙光荣强调，中医临床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思维，包括六个步骤：四诊审证、审证求因（观其脉证）的“求解思维”；求因明机、明机立法（知犯何逆）的“上升思维”；立法组方、组方用药（随证治之）的“决断思维”。

“求解思维”的建立，源自跟师抄方的“苦功夫”。孙光荣认为，四诊是中医必备的基本功，审证是建立在四诊基础上对于疾病各类资料的总结。审证不完全等同于“辨证”，而是辨证的基础，核心在于确认“主证”。由此，第一步“四诊审证”是打开病锁的钥匙。基于“司外”获得的患者信息，审察终结后进入第二步“揣内”，探求病因，即“审证求因”。

“上升思维”的自觉，是独立应诊后凝练出的心得。他将其归结为第三步“求因明机”与第四步“明机立法”。孙光荣认为求因明机需综合病因（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病位（脏腑、经络）、病性（表、里、虚、实、寒、热）、病势（生、死、逆、顺）、病理产物（痰饮、瘀血、结石等）、体质、病程等因素内容明确病机。病机既明，治则治法便顺理成章。治法是基于完整辨证所采取的针对性施治方案，也是连接病机与方药的纽带。

“决断思维”的成熟，归结为第五步“立法组方”与第六步“组方用药”。第五步是根据确立的治法选方，俗称“汤头”。孙光荣认为，无论是对证的经方还是熟谙的验方，只要符合治法即可行，但必须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加减化裁，切忌千人一方，力求做到 “心中有大法，笔下无死方”。立法组方之后，还需对所选方剂进行加减化裁，“用药如用兵”，如临阵点将、合理配伍，此即第六步“组方用药”。

孙光荣融会贯通师承所学与临床经验，摒弃固化方论、摆脱用药桎梏，形成了从四诊审证、审证求因，到求因明机、明机立法，再到立法组方、组方用药，这“中医临床辨治六步程式”，完整贯穿了从理论认知到临床决策、从模糊感知到精准施治的思维闭环。

 

 

实现思维突破的一跃

将儒家“致中和”转化为中医方法论

 

上世纪80年代，孙光荣受命参与卫生部组织的中医古籍整理工作。为找到元代赵孟頫手写本《中藏经》底本，他辗转北京、上海、四川、广州等地，坐硬座、带干粮、睡地铺，万里求真迹。在上海博物馆一位退休老技师的家门口，他守候了三天，随身只带着冷盐茶蛋充饥，终于找到了赵本的下落。

这本书后来成为他形成中医“中和”学术思想，实现“中和辨证—中和处方—中和用药”的理论源泉。

整理《中藏经》的过程中，孙光荣提炼出了“寒、热、虚、实、生、死、逆、顺”的《中藏经》脏腑辨证八纲，主张“护正防邪、存正抗邪、扶正祛邪”之法。同时注重气机升降，重视“阴阳否格”理论——阴阳否格则气机不利、升降失常，须以中药调和阴阳，进而达到阴平阳秘的治疗效果。

“在临床实践中，我逐步认识到，补偏救弊、补脾益肾、标本兼治、内外同调等治法治则，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致中达和’。”孙光荣说。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在传承李聪甫学术思想的同时，逐步形成了“调气血、平升降、衡出入”的诊疗理念。后来，他将儒家的“中和”思想引入中医学，提出“中和思想、中和辨治、中和组方”的学术主张，从而创立了中和医派。

孙光荣表示，“中和”的主旨是“辨识其偏盛偏衰，矫正至其中；察知其太过不及，燮理达其和”，即把握 “失中失和”的关键要素进行辨证，最终达到“调平燮和”的目的。

他将儒家“致中和”思想深度内化为中医治则，重塑临床实践的思维范式；创制“三联药组”的组方结构，以“平调阴阳、和畅气血”为立方之本，将抽象的“中和”哲理转化为具体可循的“君、臣、佐、使”配伍逻辑，摆脱经验用方的随意性。他以国学底蕴、临床经验与哲学思辨为薪火，融“中和”之道于一炉，最终锻造出一套既根植经典、又极具当代普适性的中医思维新体系，成就了一代大家开宗立派的学术气象。

 

 

夯实支撑思维的底座

熔炼“中和”之魄锻造大医之身

 

“中和”之道是孙光荣学术思想的根基，也是其一生从医、治学、育人的核心精神纲领。他将“中和”这一传统哲学精髓，贯穿临床治病的法则和成就“大医”的内在心性修养路径。

孙光荣认为，“塑造”之于大医，不仅是术业的精进，更是心性品格的千锤百炼。他提出“四自四不自”箴言——“自信而不自大，自立而不自毁，自律而不自辱，自强而不自残”，要求学者持守“自信而谦恭”的中正之态。这套“心法”，实为支撑中医思维的精神底座。

对心性品格的重视，从孙光荣对学生的教导中可见一斑。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薛武更回忆，孙老师临床授业，从不死授一方，而是因材施教、授人以渔，于诊疗思路与处方技巧处细加点拨，且逐字审阅弟子文稿，令后辈深悟中医临证之道，贵在灵活变通、理法方药丝丝入扣。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应科初上临床时曾就生脉饮“补、润、敛”三法能否增药易材而请教，孙光荣一句“要心中有大法，笔下无死方”如醍醐灌顶，使其顿悟方药活变之妙。刘应科说：“师父叮嘱我一定要具备真正的中医临床思维，要以中通西，不能以西律中，应以包容的心态学习西医。跟诊时，师父常剖析典型医案，讲解病、证、病机与方药思路，分享用药心得与典故，妙趣横生又极具启发，让我收获良多。”

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何清湖说：“在孙老的教诲和影响下，我领悟医道而不懈修行。如其言‘人无文则其行不远’，让我在对中医各科的研究过程中始终贯彻文以载道之精神，重视文献价值与文化作用；如其言‘科学研究要尽量做到一树多果’，让我在不同领域的探索中始终贯彻厚积薄发之精神，由此及彼、由博返约。”

秉中和之道，修大医之身。孙光荣以一生实践道贯中和、德润杏林，这份医道精神将持续启迪无数中医后辈求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