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徽。贾杨藏品

名医创办中医学校

1913年，面对北洋政府歧视、压制中医药教育的危难局面，在上海仁济善堂坐堂行医的孟河名医丁甘仁（名泽周，字甘仁）萌发了开办中医学校的构想，随后便着手进行申请立案、筹措经费、选择校址、选任教员等各项筹备工作。

1916年，创校发起人终于等到了内务部下发的批文，告知准予“备案”。

1916年7月1日至16日、18日和8月12日，《申报》连续刊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招生广告，预告8月23日将正式开学。其间，丁甘仁在媒体上发表洋洋数千言的《创办上海中医学校丁甘仁宣言书》，详陈办学宗旨、目标、方式。创办初期，丁甘仁担任学校第一责任人；校长谢观全面主管教学事务；教务主任、事务主任分别是郑传笈、徐访儒。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领导群体成员大多为名医。丁甘仁不仅医道精湛，而且组织能力强，处事谨慎，有胆有识；夏应堂与丁甘仁齐名，他们在上海有“北（市）丁，南（市）夏”和“医界瑜亮”的称誉；费访壶时任中华医药联合会副会长，在业界有良好口碑；谢观学养厚实，全才多能，著有《中国医话》《中国药话》《中国医学大辞典》等；郑传笈为清末举人，医儒兼通，文笔秀逸，具有多年执掌书院教务的经验。

进入20世纪30年代，学校管理体制改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院长）负责制。1931年年初，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更名为上海中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丁甘仁长孙丁济万出任院长，教务主任先后由第一届毕业生程门雪、黄文东担任，均为新一代上海名医。

名医办校，目标清晰，内行治校，制度谨严。筹办期间，丁甘仁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制定了“精诚勤笃”四字校训。第一期学生入学后，校长谢观主持制订了内容详尽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章程》，共19章120条，包括学制、课程、考试、纪律、学生行为、宿舍管理、奖惩、毕业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名医名师执掌教鞭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学制最初为五年，后来改为四年。其中，预科阶段设置生理学、病理学、药物学、诊察学、国文、修身、体操等课程；本科阶段主要学习中医临床各科知识，包括内科（含伤寒、温病、杂病）、妇科、幼科、外科、眼科、喉科和国文、修身、体操以及临床实习等。本科第一年半天授课、半天临证实习，第二年全天临证实习。实习场所是丁甘仁与同道集资兴办的南广益中医院、北广益中医院、仁济善堂以及丁甘仁、夏应堂、谢观等人的诊所。

学校开办之初，聘任了一批学识渊博、医理精深、品德高尚的医界名家主讲医药类课程或担任临证带教医师。校长谢观和先后担任教务主任的曹颖甫、黄体仁坚守教学一线，讲授修身、内经、温病、伤寒论、国文等课程。前期执掌教鞭的教员，有包识生、余继鸿、赵吉浦、殷步湘、邵骥、陈殿与、郑传笈、汤逸民、赵逸琴等。教师队伍结构多元，大多数是有声誉的中医师，他们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医派；郑传笈、汤逸民、赵逸琴文史功底扎实，先后担负国文课程的教职；留德归国的西医师邵骥主讲解剖学课程；毕业于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的西医师陈殿与主讲生理学课程。

丁甘仁因诊务和其他管理事务过于繁忙而没有承担具体课程的教学任务，但仍撰写了《药性辑要》《脉学辑要》等讲义。他不定期向学生布置“医论”作业，时常在晚上批改作业。在学生的记忆中，丁先生“评定甲乙，十余年如一日”。《上海中医药杂志》1992年第5期刊载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部分首届学生医论欣赏》一文，依据手抄本选录了6篇医论，其中3篇有丁甘仁的批语、2篇有谢观的批语。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陆续选聘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或离校后回聘任教，如程门雪、黄文东、费通甫、刘佐彤、戴达夫、秦伯未、严苍山、章次公等。这个时期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更趋合理，其中既有谢观、曹颖甫、祝况菊、黄体仁、陆渊雷、时逸人等学验丰富的中老年名医，又有思想活跃、精力旺盛的年轻教员，以老带新、新老互补。学校给年轻教员提供讲台、诊台，给他们压担子，鼓励他们开设新课程、编撰教材、著书立说。在名老中医的引领和影响下，年轻教员在教学和临证带教实践中迅速成长为新一代名医名师。例如秦伯未于1923年毕业留校后，既登讲台，又在同仁辅元堂应诊，潜心10余年编纂、撰著了《清代名医医案精华》《清代名医医话精华》《读内经记》《内经类证》《实用中医学》《中医基本学说》《治疗新律》等一批医著，成为年轻教员中的佼佼者。

名校培养海派名医

1930年，因荣膺中医药界抗议“废止中医案”赴京请愿代表团成员而出名的上海中药师、药商张梅庵，在其主编的《中国药报》创刊号刊载了一张《上海百大名医表》。此表包含医师姓名、籍贯、诊所地址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该表中不仅有夏应堂、谢观、包识生、丁仲英、陆渊雷、祝味菊等12人当时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而且还有14人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包括第1届的程门雪、丁涵人、丁济万，第2届的叶劲秋，第3届的贺芸生、戴达夫，第4届的秦伯未、严苍山、许半龙、陈耀堂，第5届的王耀堂、章次公，第6届的余鸿孙，第7届的陈存仁。

《中国药报》刊发“名医表”的初衷，主要是为求医者选择医家和诊所提供便利，但其社会效应则是提升了海派中医群体和名医个人的影响力。由于上海是当时全国中医师的一个主要就业地域，对于业内人士而言，他们熟悉“名医表”中各位医师的师承和学业经历，因此这张表隐含着对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办学质量的肯定性评价。

1946年8月，上海中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被政府勒令停办。由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更名而来的上海中医学院，一直坚持到1948年将最后2届毕业生同时送出校门，走完了32年的艰难办学历程，共培养了30届毕业生合计800多人。这些毕业生，除一部分留在上海业医谋生外，余者大多返回家乡开业应诊；很多人同时开办中医学校、传习所、讲习班，扩大了海派中医的影响面和服务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们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和中医药高等教育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中期，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第4届、第5届毕业生秦伯未、章次公先后奉调北京担任卫生部中医顾问。1956年，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创办了第一批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汇集了多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生，包括第1届程门雪、黄文东，第3届张伯臾，第9届童少伯，第11届严以平、沈仲理，第14届裘沛然、何时希，第15届殷品之，第16届徐嵩年、顾伯华，第22届阮望春，第25届胡建华，第28届顾伯康，第30届黄吉赓。其中，程门雪、黄文东担任首任院长、第二任院长。上海中医学院在新的历史阶段赓续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文脉，担负起继续培养海派中医的历史重任。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能够成为海派名医的摇篮，仰仗其具有开放、兼容、吸纳、创新特征的校园文化环境。丁甘仁、谢观等师长们为学生树立了挚爱中医、心系苍生的榜样，当传统医学濒临险境之际挺身而出；他们引导学生兼收并蓄，融汇各个学派、医派的学术思想和医术，吸纳多方面的知识，不拒斥西医；他们鼓励学生在认真读书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编刊物、写文章，开展学术讨论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始终坚持学校教育与师承教育、课堂教学与跟师临证有机结合，为学生营造了浓郁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成才环境，毕业就是“成手”，就能独立行医。其办学经验值得深入挖掘，精心总结。

文｜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贾杨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