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一带一路”如何走，我们已经走了六年，在走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怎么样思考，怎么样解决？我们可以从整个“一带一路”的路线、格局来看。

 

“一带一路”关于中医中药方面有两个思考，意义和价值。

 

它体现了中医药的核心价值，对沿线国家民众的服务能力，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医药的自身提升。但还是有很多的风险存在，比如安全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周边环境的一些情况。

 

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把风险和困难都要注意到。外部的问题比较多，比如中西方医学的理论、差异，跟各个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职责产权的问题。中医药人才培训的不完善，法律法规的门槛，技术标准的门槛，中医药多项标准的统一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一带一路”开展期间遇见的问题。

 

内部的问题呢，一是缺乏成熟的学理支撑。我们不要把政策理解为学理，学理是一个学科理论的支撑，有许多的理论问题。二是缺乏完整的语义体系，没有完整的语义体系，我们走出来是很艰难的。三是缺乏完整的学科建设，“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发展，一定是中医药走向未来的学科问题。四是缺乏完整的实证研究，任何的理论都必须要有实证，否则就是假说。

 

中医中药怎么样？从政府说起，政府是引领支持以及协调方，总得来说要有规划，要有整体的部署，还要解决贸易壁垒、法律障碍等等都是我们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这不是中医中药要解决的问题。要实现合作机制和政策制定。

    

这还需要基金的支持，有一个重大基金的支撑才能够使这些问题逐一落地。

 

中国政府不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要有一个国际组织去协调，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合作的平台多机制，比如说标准化的问题。中国人要有一个标准化、参与标准化，但是必须要由国际组织进行标准化。像我们现在到了十几个疾病分类医学，这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重大项目，但是我们自己做成什么样子，国际需要我们做成什么样，每一个“一带一路”的问题都涉及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还有标准化的注册问题，哪些东西已经标准化注册了，在这些方面都是问题。

 

我们国际间合作的平台，经历了这些平台之后形成的平台常态效应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国际评价，既不是中国人评价，也不是某一个点的评价，是一个国际的评价，对整个服务结果和疗效的评价。因此，形成了多边的合作机制，也是需要我们来形成“一带一路”的重要任务。这里面还牵扯一个贸易的问题。

    

在“一带一路”的时候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谋需跟求的问题，他需要什么，你供给什么。“一带一路”这样走下去，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都有它的需求，我们都需要双轨衔接。这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健康问题，不同地区传统医学的特定问题，人文社会经济的环境问题，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列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理论支点是什么，这些理论支点都搞不清楚，我们是没有办法往下走的。比如说现在形成的美国中医药中心是肿瘤，中国是青蒿素，关于东欧的问题是医疗培训的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需求，我们有不同的对接方法。

 

新加坡大使吕德耀先生说他的国家卫生支出只占到GDP不到5%，全世界的GDP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美国百分之十几多，中国人只有7.5%，我们这样一个14亿人口大国。这样GDP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寻求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带一路”给人家解决了什么样的医疗费用负担问题，这是青蒿素对于我们的贡献。关于云南白药的问题，我们也提出双轨衔接，一定不是中国的轨往外接，一定是另外一个轨向中国接，这样的话两个轨接出来的时候，才能优势互补，才能够通畅无阻。

 

多维度、多层次的合作不单是政府的问题，有企业，有民间、有多个层次，这个合作的过程中也有经济文化、民俗等服务的若干个点，在这些问题上是以需求为导向的一种合作。

    

中医药“一带一路”有几个层面，一个是医疗的层面，一个是科研的层面，一个是文化的层面。首先是要提供一个整体的中国中医方案，现在还没有。一定是要描绘出来一个中国的中医方案、整体布局，在这个方案的统一下，我们来考虑自身的问题。缺乏学理的体系，包容的人文观，互惠的互补观，合作的发展观。“一带一路”区域文化种族、国别、民族都不一样，必须要有理论解决。而这些服务模式的研究以及产学研一体化的研究，这些问题都是理论的研究，学理的问题。

    

我们要构建这个学理，我们有这个学科吗？“一带一路”还要尽学科吗？“一带一路”如果没有学科支撑一定走不远。人大有丝绸学院，就是一个丝路的学院，如果没有学科支撑不可能把它变为一个制高点，也不可能形成人才的聚集，也不可能解决理论的问题，“一带一路”一定要有理论问题，一定也有学科的问题。

    

同时需要语言体系，就是中国的黄帝《内经》、《本草纲目》走向什么国家需要什么语言的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核心实证的建设，不能形成一个跨时空的示范作用，像新疆是一个大的区域，像云南都需要一些区域实证区，通过第三方来评价。一是找准四个问题，明确五个定位。因为健康问题的个体化，经济负担以及慢病高发、医疗覆盖不全，老龄化社会都是全世界的问题。全世界有许多的难题，这些难题，尼泊尔有尼泊尔的问题，印度有印度的问题，泰国有泰国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湄公河畔发病的原因都不一样，俄罗斯、斯里兰卡有什么病，我们解决什么问题。疾病标准上我们需要做出我们硬件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才能够回答世界卫生组做这样一个传统医学的规范。

    

二是我们优势病种。昨天刚刚发布国务院文件里面提出来了在三年之内是用循证的方法解决50个优势病种，如果要有300、350个优势病种是虚假的，我们究竟有什么优势病种对接世界哪些疾病的问题，不同国家的需求问题。这些特色的疗法等等。

    

治未病的方法与技术的应用。这肯定是在“一带一路”当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中药药材形成民族品牌的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世界上有多少分布，但是大家注意到日本占世界的80%，韩国占了15.2%，中国人占了3%-5%的份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中药材的大国再出口的问题，它的份额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农药问题等等，我们标准并不能达到世界的标准。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功能性的食品、保健性的食品走向了国际，但是如何注册成为一个合法的功能状态在异国他乡可以发挥作用，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药品招商推荐贸易、新型药物、医疗器械产品联合开发，沿线国家传统医学的挖掘利用，构建传统药物种植资源库等等。境内的教育，留学生的问题，学位的教育，创新性人才的问题，不同语种国家之间的语言问题，国际人才组织问题等等有一大堆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处理不够，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些事情，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们走向“一带一路”是存在着许多的困难。

    

外向型、国际型、专业人才以及多元人才，这是我们要走向国际的需要大量做的事情。在这些问题上，需要国内的中医药国际化，华侨华裔留学生与海外中医人员一起发挥作用，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带一路”要发挥已经在海外这些中医的作用，他们是排头兵。澳大利亚建立了一个悉尼大学，这是校长跟习主席在一起。科研怎么做？有一个合作体，一定要解决基地的问题，没有基地怎么样搞科研？谁来组基地？是医疗集中、科研教学于一体跨学科的中心，不可能像国内、科研、教学是分开来的，一定是一体化的。

    

文化的问题，传统问题是我们重要的方面。这些文化展览，文化周、旅游、国际大型的文化传播，以新媒体的模式，以旅游的文化推广。创新文化初步定位话语体系，适应新时代，创造新机遇，与西方主流媒体合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文化的传播。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将更多的一些研究成果来推向国际，现在举中医体制的研究为例，中医体制要有一个适应国际研究的模式，像我们在港台澳应用了这些体制，在各个地方的地域都运用了这些方面，这是他们的政府公网。

    

我们已经形成了八种语言，不是八个国家，是在不同民族地区进行国际共享。形成多种语言合作翻译本，形成多种的国际交流杂志发表的论文，形成了各个国家学者的引用，到多个国家传播，有50多次在国外进行演讲，这都是学者方面的交流，这些大使馆回国前学习中医体系，回国后为他们的国家以及民众服务。

    

推广应用的前景是文化的输出，沿线国家可以搞养生、巡展，技术的推广以及新的技术。大数据的应用，只有把大数据以及智能化应用起来，我们才能够彰显中医药在现代的作用。在沿线国家开展多种语种量表，可以在多个国家方面，根据他们民族的特点来开展我们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之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推广，进而实现中国医学的“一带一路”。

 

总而言之，中医药的养生、诊疗、科研、教育、药品、流通、种植、旅游、资源等等这些一大堆对外开放的合作，将会形成一个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在“一带一路”中显示它的生机，也显示它的商机。总而言之，今天在这里说“一带一路”，实际上中医药有深厚的基础，但是它必须走出一条现代的路，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