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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日报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讯员 黄琪奥 王梦茹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以CAR-T疗法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也为广大癌症患者带来了福音。
与CAR-T疗法相比，同样是通过引入嵌合抗原受体（CAR）使免疫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细胞的CAR-M疗法则属于新兴事物，不为人所熟知。
近日，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时雨教授团队在《癌症通讯》杂志上发表题为《利用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对抗实体瘤》的综述文章，系统阐释了CAR-M疗法的突破性机制，探讨了这一新兴疗法在实体瘤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和临床转化挑战。
精准打击的同时减少伤害
“CAR-M疗法，全称为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疗法，是一种新兴的癌症免疫治疗手段。”时雨介绍，简单来说，它的核心思路是从患者体内提取出巨噬细胞——一种天然能“吃掉”有害物质和肿瘤细胞的免疫细胞，再在实验室内给它们安装上“精准导航装置”嵌合抗原受体，然后将这些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回输到患者体内，让它们识别并攻击肿瘤细胞。
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还会扮演“情报员”的角色，将处理后的肿瘤抗原信息“呈递”给T细胞（一种免疫细胞），并释放一些促进免疫反应的细胞因子，有效改善肿瘤微环境，从而为更多免疫细胞精准打击肿瘤细胞创造有利条件。
时雨告诉记者，除了能改善肿瘤微环境外，CAR-M疗法还具备以下优势。“首先，由于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能感应到肿瘤细胞发出的‘信号’，因此其能更准确地找到肿瘤细胞，对其进行精准打击。其次，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引发严重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即一种过度激烈的免疫反应）的风险相对较低，副作用较小，安全性更高，能在精准打击肿瘤细胞的同时，减少对人体的伤害。”时雨说。
“CAR-M与CAR-T疗法虽在原理上相似，但它们攻击肿瘤的方式却各有千秋。”时雨说，CAR-T疗法主要通过细胞毒作用精准“毒”死肿瘤细胞，而CAR-M疗法则是通过浸润实体瘤组织，来“吃”掉肿瘤细胞。
深入研究弥补技术缺陷
记者了解到，虽然CAR-M疗法具备诸多优势，但临床及临床前研究也表明，该疗法在临床中应用，除面临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获取、培养及规模化制备困难、成本较高等问题外，还受到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在肿瘤组织中的存活时间尚未明确、被“同化”风险是否存在尚不明确等因素制约。
“目前，针对CAR-M疗法存在的局限，国内外研究团队在嵌合抗原受体结构设计、细胞来源拓展及基因编辑增强细胞功能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已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时雨说，这些进展也收录在此次发表的综述文章中。
比如，有研究团队就通过让嵌合抗原受体整合两种功能信号域，使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在识别肿瘤后，不仅能更有效地吞噬肿瘤细胞，还能大量释放IL-12、IFN-γ等促炎细胞因子，唤醒和激活体内的其他免疫细胞，共同攻击肿瘤，从而大幅提升抗肿瘤效果。
“一些研究者也找到了新的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来源。”时雨介绍，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等国内外研究团队成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体外大规模培养和制备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这种方法解决了原代巨噬细胞有限、难以扩增和基因编辑效率低的难题。
此外，时雨介绍，部分研究人员还在探索直接利用患者体内的巨噬细胞作为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的来源。“山东大学附属齐鲁医院等的科研团队通过设计精准的靶向性纳米载体，将基因直接递送到体内的这些巨噬细胞中，就能在原地将其改造为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省去了繁琐的体外细胞制备过程。”他说，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的“战斗力”，科学家们还运用基因编辑技术对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本身进行优化，从而增强其抗肿瘤能力。
通过这些改进，CAR-M疗法的部分局限性得到了有效弥补。“今年年初公布的全球首个CAR-M疗法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14例接受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治疗的患者中，都没有出现严重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4名患者在治疗后病情稳定，且外周血和肿瘤微环境中的T细胞数量都有一定增加，这表明CAR-M疗法确实有助于激活和重塑抗肿瘤免疫反应，为癌症患者带来新希望。”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理科平轶芳教授说。
临床转化需多疗法协同
随着CAR-M疗法临床试验结果的出炉，该疗法的临床转化也提上了日程。那么，如何将CAR-M疗法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呢？
研究团队在相关探索中发现，与现有成熟治疗手段的协同配合，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方向之一。“我们在文章中就明确指出，化疗、放疗或靶向药可破坏肿瘤细胞，使其释放更多信号，这反而能增强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抗原呈递能力及激活免疫的能力。”时雨说，在未来，CAR-M疗法依然离不开化疗与放疗的支持。此外，有研究结果显示，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免疫疗法联合使用，能更有效地激发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进一步增强疗效。因此，如何在临床中更好地将现有的几种疗法进行有机结合，是研究人员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
时雨强调，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在非肿瘤疾病治疗中也展现出广阔前景。“巨噬细胞是天然免疫的核心成员，不仅能抗肿瘤，也涉及多种非肿瘤疾病（如感染、纤维化、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相比肿瘤，这些非肿瘤疾病的靶点通常更稳定、病灶负担较轻，且免疫抑制性微环境较弱，因此CAR-M疗法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小。研究表明，CAR-M疗法在这些非肿瘤领域的应用已取得积极效果。”他说。
“尽管CAR-M疗法在肿瘤学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且在临床转化方面也有了长足进展，但距其真正用于临床，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时雨说，下一步，团队将从深入解析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与其他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网络，构建更有效的免疫刺激微环境，探索建立基于液体活检的生物标志物体系，实时评估疗效及优化给药方案等方面着手，积极进行研究，让CAR-M疗法能更快用于临床，造福广大患者。
来源：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讯 （记者江耘 通讯员周炜）9月30日，记者从浙江大学良渚实验室获悉，该实验室研究团队首次证实人类单个基因PLD4的缺陷可导致系统性红斑狼疮，并阐明其致病机制，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精准诊疗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相关研究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上。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确切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遗传因素与免疫异常在其发生发展中起关键作用。
此次研究发现了能导致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单基因，为深入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分子机制，开发靶向治疗策略提供崭新视角。目前，科学界已陆续鉴定出30余种由单个基因突变导致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研究团队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鉴定到5例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炎患者存在PLD4基因缺陷。这一发现首次证实了人类PLD4基因缺陷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关系。
PLD4基因在树突状细胞、B细胞和单核细胞中高表达，它们编码一种“单链核酸外切酶”蛋白。这种蛋白就像一把剪刀，能够切割降解出现在细胞溶酶体内的单链核酸。
研究发现PLD4基因缺陷患者的树突状细胞中，TLR7/TLR9信号通路及其下游Ⅰ型干扰素的免疫响应明显增强，并伴随多种炎症因子表达水平升高。
为了揭示PLD4基因缺陷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致病机制及其主要效应免疫细胞群，研究团队构建了相同基因缺陷的小鼠模型。结果显示，缺陷小鼠表现出典型的狼疮样表型。多组织炎症分析显示，肾脏是缺陷小鼠受累最为显著的器官，与人类患者的临床肾脏表型高度一致。
研究团队采用JAK抑制剂巴瑞替尼对缺陷小鼠进行干预，发现巴瑞替尼可显著缓解缺陷小鼠的狼疮样表型。巴瑞替尼还在患者来源的炎症细胞中有效抑制了Ⅰ型干扰素通路的过度激活，为治疗PLD4基因缺陷所致系统性红斑狼疮提供了潜在策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记者：谷业凯
未来，我们可以靠机器人养老吗？对于这个问题，也许很快会有答案。
清晨，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养老社区，机器人自动唤醒后迅速“上岗”，除了“全天候”陪伴，它还提供安全监护服务，遇到突发情况可及时发出警报；在辽宁沈阳，曾罹患脑梗的张大爷在下肢外骨骼训练器的助力下练习行走……
近年来，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逐步向养老领域拓展。2025年2月，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养老机器人国际标准《互联家庭环境下使用的主动辅助生活机器人性能准则》正式发布，这项标准依据老年人生理和行为特点，为各类养老机器人的产品设计、制造、测试和认证等提供基准，助力我国乃至全球养老机器人产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泉介绍，目前，养老机器人一般分为护理型、康复型和陪伴型三大类，“其中，护理型主要面向失能老人，康复型面向半失能老人，陪伴型主要用于情感交流。”
“比如，针对独居空巢老人的安防检测、精神慰藉、健康管理等需求，养老机器人可作为社区养老服务人员的远程‘分身’，在家庭场景下提供巡视探察、健康管理等功能；在养老机构中，机器人可作为护理人员的助手，应用于辅助查房、健康数据统计等场景。”某智能医疗公司员工李学威举例。
养老机器人是复杂技术综合体。一方面，就机器人自身而言，要形成“感知—决策—执行—反馈”的闭环，有赖于人工智能、机器传感、精密制造等方面的技术突破；另一方面，相比于工业中执行预设、固定任务作业的“结构化场景”，养老经常要面临非结构化、复杂的生活场景。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预计205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达21亿，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4.26亿。养老机器人的出现，不仅可以减轻社会和家庭对老年人的照料负担，还可支持老年人实现独立居家生活。
不过，现阶段养老机器人的发展还面临智能化和可靠性技术能力不足、感知与交互能力有限、功能单一与集成化不足等挑战，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水平也有待提升。
张云泉建议，针对我国养老机器人产业发展，要积极布局一批技术攻关项目。算法层面，聚焦大模型支持的人机交互技术，开展面向老年群体的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重视伦理和隐私安全能力建设；硬件层面，要聚焦具身智能“存算一体”芯片、高性能末端执行器、新型传感器、机器人操作系统等研发方向。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本报北京电（申奇）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作出规定。标准适用于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成人（18周岁及以上）高血压患者的管理，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
根据标准，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应配备上臂式医用电子血压计、身高体重计和软尺，血压计应定期进行校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还应配备血常规分析仪、尿常规分析仪、血生化分析仪、心电图机等。
在药物保障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至少配备5大类降压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噻嗪类利尿剂和β受体阻滞剂。
如何筛查与预防高血压？标准明确，通过日常诊疗、健康体检、社区筛查等可能的途径筛查高血压患者。18岁及以上成人每年门诊首诊均测量血压。根据筛查血压水平及体检结果，给予相应指导。
对于确诊的高血压患者，应针对个体情况给予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包括：合理膳食（含减少钠盐、增加钾盐摄入）、控制体重、规律运动、戒烟、戒酒、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健康睡眠等。
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合理选择降压药物，逐步调定，尽可能在3个月内达到血压平稳控制。适宜患者也可应用或联合有临床研究证据的中药或中医适宜技术协同降压。如合并其他可干预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如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也应积极治疗。
来源：中国新闻网 记者：钟旖
国庆中秋假期，重庆一家名为“心鑫知我心”的疗愈空间人气十足。民众进店点杯咖啡、茶饮，或与三两好友谈天说地，或在定制化的“疗愈沙龙”学习充电，放慢脚步感受惬意时光。
据疗愈空间主理人胡学华介绍，自今年8月末开业以来，空间定期举办沙龙活动，邀请两岸多领域专家学者作主题分享。8天假期也推出特色沙龙，每天14时开课。
胡学华是来自台北的教育从业者，入行近30年，曾担任台湾一上市教育集团CEO。2019年，胡学华到大陆寻找发展机遇，在重庆创办“语真童趣”教育机构，聚焦幼小衔接教育，引进台湾教育理念，助力小朋友快乐学习，增进亲子关系。
2025年9月，定制化的“疗愈沙龙”在重庆“心鑫知我心”疗愈空间举行。(受访者供图)
胡学华说，打造疗愈空间的构想始于2024年，初衷是为有需要的人群搭建一个认识自己、缓解焦虑的平台，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于我而言，这是在老本行里的新实践。疗愈空间的本质脱胎于教育，只是以更多元的方式呈现。”
记者探访看到，约150平方米的疗愈空间被分为沙龙团建区、Talk bar、休闲区等，木质的装修风格、暖色的灯光，透露出原始的静谧。
哪些人有疗愈需求？胡学华认为，目标客群基本为四大类：即将踏入职场的学生、全职太太或宝妈群体、处于奋斗期的商务人士、退休的老年人。他们对实现自我价值、追求事业转型、寻得社会认同感等，有迷茫也有期待。为此，空间围绕“共享、共学、共赢”理念率先推出“疗愈沙龙”，开设心理咨询课、生活美学课、家庭教育学、财富心理学等课程。
“‘交流’是实现疗愈的关键。”胡学华倡导，参与者除了在课程中收获知识，更要分享观点、释放情绪。为保证每个参与者能充分互动，她将每堂课的参与人数控制在十余人，“倾诉的过程，也是更好地认识自己”。
“从本质上说，疗愈其实就是帮人找回身心舒服的状态。”胡学华说，当前，人们越来越愿意为自己的心理健康投资，疗愈经济涌现许多创新模式和服务。艺术、运动、文化、康养……不论民众热衷哪种疗愈方式，其本真价值都是为了治愈身心、丰富精神，“只要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作为新赛道的创业者，胡学华表示，大陆的“疗愈经济”拥有庞大的市场潜力。她计划，在逐梦路上融入“因材施教”教育理念，引入更多两岸专家资源、推陈出新沙龙主题，同时链接中医、艺术等疗愈项目，打造一个线上线下的“疗愈超市”，形成“身心灵的生态圈”，为大众提供多元选择。
在消费市场，疗愈概念已突破传统边界，延伸至更广阔的生活场景。胡学华亦期待，以“疗愈沙龙”为起点，搭建专家学者互动交流平台，为两岸融合发展汇智聚力。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记者：富子梅
白内障日间手术“开刀”、核医学检查“上岗”、体重管理“出手”，离岛医疗综合体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以下简称“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正式开业一年来，专科门诊扩展至40个，服务人数较开业之初增加4倍，累计服务患者近2万人次。
“医疗卫生是重要的民生事项，协和澳门医学中心为澳门医疗事业带来新的动能。”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相信在澳门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共同努力下，定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医学中心。
从0到1—— 非同寻常的建设速度
走进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就诊者服务中心，挂号、导诊、就医、检查、取药，动线分明；来到诊室，护士提前测量血压、脉搏等指标，医生耐心询问病史，患者对诊疗过程可感可知；进到住院病房，护士台忙碌有序，三人间、双人间、单间按需排布，住院医生、专科主诊医生对症下药……
与此同时，患者看不到的环节，也在有条不紊地运转——检测样本通过遍布全院的气动传输系统，安全精准送到检验科室，实现自动识别、自动检测；先进精密的检测化验仪器第一时间得出检验结果，同步到医生和患者手机端，手术室、住院部等的医生护士同时获知患者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一年来有着非同寻常的建设速度。”协和澳门医学中心首任院长、首批来澳专家吴文铭介绍，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在短短一年内，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怎样保证设备、人员、物料按时到位，布局、动线、功能安排合理，筹备、试营业、开业无缝衔接？北京协和医院来澳的50多人医护管理团队给出了答案。
“大楼的每个楼层、每条走廊、每个房间都在我心里。”经历过2003年非典隔离病区建设、2008年北京奥运会特殊病房筹备，副院长级人员沈宁可谓身经百战。“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的开业挑战超过之前我经历的所有急难险重项目。”沈宁说，面对当时只有“四面墙”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大楼，心里急，头脑却不能乱，脚步要跟上所有人的节奏。
一天天讨论、一遍遍调研、一场场对接……协和与澳门两个团队互通信息、交换经验、磨合机制，确定法律先行、制度奠基、人员跟上、设备同步的开业路线，边营业边完善。
“工作中收获了太多温暖和感动，患者对医生无条件的信任，让我对岗位职责理解更深了。”看着内科病房外工作展板上满满的患者感言，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内科部主任冷晓梅眼中含着泪花。这些感言流露出澳门居民对协和医生高超医术、丰富经验与细致周到的感激。“双方的互信互动，成就了一个个康复案例，体现了医学理念、生命价值。”冷晓梅说。
从叠加到融合—— 两种体系拧成一股绳
“如何在一家医院平衡两种体系，找到可行的第三条路径，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法律部翁怡婷回忆起一年多前有关工作时间制度的制定过程，依然感慨万千。
超过百次的推翻重来，几乎翻烂的法律文本，打到“发热”的咨询电话……95后翁怡婷也曾打过退堂鼓，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先沟通、再调研、后起草、多反馈，翁怡婷探索出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医院事务部杨顺心接触了两种体系之间最多的不同之处。比如，绩效考核制度在内地医院普遍实行，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开业之初拟参照其执行时，却遇到本地同事不理解、不放心的现实障碍。
讲解答疑、给出实例，小步试行、倾听反馈……一年来，包括绩效考核制度在内的全新制度体系从无到有，激发了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也最大化保障了患者的健康权益。
“协和经验与澳门实际从叠加走上融合之路，真实反映了两种体系拧成一股绳所迸发出的强大生命力。”杨顺心说。
如今，支撑起医院平稳运行的，是一支多兵种队伍。“北京选派、当地招聘、全球招募、临时定期委任，大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甚至说着不同语言，在一种全新机制下相互配合、共同工作，成为‘一国两制’在医疗卫生领域成功实践的真实有效样本。”吴文铭说。
从医疗服务到产业发展—— 布局大健康产业
为什么协和澳门叫作医学中心，而不是医院？
“因为它的发展指向医、教、研、康复相结合的综合性区域性国际化医疗综合体。”吴文铭说。建设体量规模、设备人员配备以及诊疗内容规划，都是以高起点、广视野的标准全方位谋划执行的。医学中心的定位，就是除了提供医疗服务，还要发展健康产业、医疗教育事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精准定位，以四两拨千斤的配置，弥补高端医疗空白，同时解决基层医疗“塞车”问题，推动澳门医疗卫生体系良性运转。记者在千余平方米的国际医疗部看到，这里有如同宾馆般的空间布局、国际一流的医美设备配置、服务周到的医护和技术人员。澳门居民严女士体验了医美服务和健康体检后，赞不绝口：“以前都是去邻近地区的私营医院，如今在家门口就得到更舒适的服务，真是澳门人的福气！”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力争成为澳门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有力支点。”吴文铭说，大健康的大，意味着健康概念的准、全、好，也指向产业发展的高、大、上，医疗体系是它们的连接点，一端满足需求市场，一端提出供给方向。境外转诊、新药新疗法应用等澳门医疗和药品制度与内地的差异，正在赋予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更大舞台，以更好地服务患者。
“虽然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的建设充满挑战，但是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特区政府作为坚强后盾，有北京协和医院的鼎力相助，相信这棵树苗定能长成参天大树。”吴文铭说。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何珊】印度中央邦儿童服用“毒糖浆”死亡事件近日持续发酵。据《印度教徒报》、新德里电视台等印度媒体8日报道，8月底以来已知的因服用“毒糖浆”死亡的中央邦儿童已升至20人，另有多名儿童因肾衰竭接受治疗。
据报道，涉案止咳糖浆名为“Coldrif”，由泰米尔纳德邦制药公司“斯雷桑制药”生产。事件最初发生在中央邦钦德瓦拉地区。该邦官员拉金德拉·舒克拉6日表示，多名儿童在服用糖浆后出现呕吐、抽搐、肾功能衰竭等症状。在一些儿童相继死亡后，一家实验室检测发现，糖浆中含有高达48.6%的工业溶剂二甘醇，远超安全标准。
中央邦首席部长莫汉·亚达夫已要求政府承担所有受害儿童的医疗费用，并派出由官员与医生组成的联合小组负责患病儿童的后续救治。与此同时，涉案的儿科医生普拉文·索尼已被羁押。但此举在印度医界引发抗议，印度医学协会（IMA）中央邦分会要求释放该医生，并威胁若诉求不被满足，将发起全邦医生无限期罢工。
随着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该事件在印度引发巨大政治争议。新德里电视台称，反对党将此次中毒事件归咎于政府“刑事过失与腐败”，要求对中央邦卫生部长住宅实施“推土机拆除”以示惩戒。此外，古吉拉特邦生产的另外两款止咳糖浆也被检测出含有超标二甘醇，当局已启动禁用程序。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这场悲剧再次暴露出印度药品监管体系的严重缺陷。类似问题在印度并非首次出现。2023年，印度生产的止咳糖浆曾导致约70名冈比亚儿童、18名乌兹别克斯坦儿童死亡。有专家表示，印度境内存在数百家小型药厂，低成本、未获批糖浆泛滥成灾，药监部门监管乏力。
BBC报道称，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印度社会对止咳糖浆的过度依赖。由于印度农村医疗体系薄弱，约75%的基础诊疗由无资质的“赤脚医生”完成，止咳糖浆成为其主要用药手段。孟买儿科医生拉贾拉姆·哈尔表示，多数儿童咳嗽实为空气污染引发的过敏反应，但许多医生仍在开具疗效甚微的糖浆处方。此外，患者家属的焦虑与对药物的盲目信任进一步推高了止咳糖浆的滥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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